这种忧虑来源于他们的亲眼所见。10月份，民建IT小组对印度进行了9天的访问，他们辗转于班加罗尔、孟买、德里三地，与印度通信&信息技术部、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的工作人员以及TCS、SONATA、SASKEN等多家印度软件公司的高管进行了深入交流。

　　考察团受到了震撼：一面是普遍的贫困和巨大的贫民窟，另一面却是高度发达的软件业，反差如此之大，却共存于一个国家。 从冷冰冰的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软件业的差距。印度的GDP只有中国的1/3，但是软件行业的产值却与中国不相上下。如果说到软件出口，印度则远远超过中国。2003年，中国的软件出口额为20亿美元，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印度的软件出口额高达77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被美国公司采购。

　　大量的软件出口造就了强大的印度软件企业。目前，印度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软件企业就有TCS、Infosys等数家，而中国的独立软件开发企业2003年的营业额还没有一家超过10亿元人民币。 虽然从行业角度来说中国的软件行业的规模要超过印度，但是具体到企业层面上中国软件企业与印度企业的差距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前不久，某跨国公司对其全球的软件园进行了一次内部评估，中国软件园的得分远低于印度软件园。东软集团总裁刘积仁曾经到美国的软件公司寻求合作，他发现接待他的80％以上都是印度人。“最近在美国拿了几个单子，都是美国CEO拍板，不然还不知道能不能拿下。”

　　全球的软件业已经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欧美厂商雄踞塔顶，处于中坚位置的无疑是印度企业。而且，一些印度企业已经开始向塔顶进军——它们已经不满足单纯的呼叫中心、简单编程的业务了，而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升级”到IT咨询、业务外包的层次，在某些领域甚至对欧美企业也发起了冲击。

　　今年5月，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TCS收购了美国一家做保险业整体解决方案的Phoenix Global Solutions公司，在美国软件行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TCS已经提出了2010年进入全球IT咨询业前10强的目标，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它们很有可能提前实现目标。

　　而且，印度软件企业这群大象已经一头闯进了我们的瓷器店，瞄准了我们的地盘。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印度软件企业进入中国。在上海的浦东软件园，印度的前4大软件企业已经聚齐，在北京、杭州等地都有印度软件企业落户，而且近期还会有更大的动作。除了为它们的老客户（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提供服务之外，它们已经悄悄地拿到了一些国内大中型企业的订单。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国内的软件企业怎么办？只有靠我们自己。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国内的软件企业必须要“做好、做强、做大”。

　　“做好”就是要有好的管理。目前，中国软件企业的流程化管理远远落后于印度企业。以国际上权威的软件行业的CMM评估为例，国内软件企业中通过CMM5级的只有不到10家，而印度却多达50家！一家印度软件企业的亚太区董事长就曾经说过，单个的印度人其实并不比中国人聪明，也不比中国人勤奋，但是印度软件企业的管理绝对胜过中国企业，这句话十分值得国内的软件企业深思。

　　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做强”。中国的软件企业不能够过于机会主义，今天做ERP，明天做中间件，后天又去吆喝游戏了，这样企业就很难将自己的资源集中投放到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方面。

　　“做大”是中国软件企业必须实现的目标，在全球软件业的未来版图中，中国能不能够出现一个、两个乃至多个世界级的公司？能不能够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当然，这种“大”公司不是通过行政撮合而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人为地将几个小帆船绑在一起是不可能变成航空母舰的。成思危认为，由于法律、信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软件企业进行大规模兼并收购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形成协同效应。

　　当然，在企业从内部使劲的同时，外部环境的改善也非常重要。新浪CEO汪延是考察团的成员之一，在印度的时候他曾经多次与一位科技参赞探讨一个问题：印度的软件行业如此发达，政府到底做了什么？这位参赞被逼无奈，只好举了个例子：2000年以前，在世界小姐的选举中来自印度的佳丽曾经多次折桂，当时的政府对这个行业并没有过多的管理；而当政府加强对选美行业的监管之后，印度却再也没有出过世界小姐了。